中国不再是山寨大国，而是已经进入创新时代，甚至还会向世界输出创新？

2014年10月《山寨中国的终结》英文版出版后，书中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颇为乐观的观点，引发西方舆论的热烈讨论，有人批评作者刻意讨好中国。

“这是我的客观观点。外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不可能有创新。”4月25日，《山寨中国的终结》中文版首发式结束后，坐在外滩三号七楼一个精致的小包厢里，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董事总经理雷小山看着窗外黄浦江对岸陆家嘴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严肃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88层的金茂大厦建起时，有西方分析师曾嘲讽浦东的发展前景。直到2003年，还有意大利投资者抱怨，称“没有人愿意在浦东工作或生活”。

1997年，哈佛大学毕业的雷小山来到南开大学学习汉语，随后长期生活在中国，还娶了一名中国妻子。他熟悉上海的襄阳路、北京的秀水街，也见过山寨诺基亚手机，还有“康帅傅”方便面。“山寨手机其实功能还不错。”对于使用山寨产品的中国人，特别是小贩，雷小山始终抱以理解，“就是因为便宜，那时他们也没太多钱。其实用着也会有点不好意思。”

雷小山坚持认为，他的结论并非盲目乐观。他相信自己了解中国，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之前还写过一本《廉价中国的终结》。谈到人口老龄化、租金与薪资飞涨、劳工群体希望实现白领梦等诸多中国的变化，这些判断在随后几年被一一证实。

他做了翔实的调研：一份涵盖5万名消费者的调查报告，还访谈了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刘胜义、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等商业领军人物，以及政府官员，城市中产阶层夫妻，来自安徽、贵州、湖北等地的打工者等。

基于对中国的长期观察，雷小山把中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山寨阶段、为中国创新阶段、为全球创新阶段。他相信，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山寨公司，“旺子”小馒头、“营养抉线”等山寨产品必定会在中国终结。

为什么要冒险？

“我要当老大。”2007年一天中午，雷小山在上海一家老洋房餐厅第一次见到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略作寒暄之后，江南春谈起让分众传媒称霸广告业的宏伟计划。“没有创新。”听罢雷小山非常困惑。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西方的投资者一看就懂——用数码电视在写字楼里播放广告。和德高广告公司在机场和高速路旁的巨幅广告很相似，只不过分众广告的信息是数码的。然而，老掉牙的技术并没有阻碍江南春事业的成功。

江南春的经历，是当时中国创业者的一个缩影。90年代末，中国众多公司中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他们模仿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例如互联网+门户网站雅虎，广告公司JC德高，稍作包装后推给中国消费者。那时，模仿美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就能赚到那么多钱。以搜狐为例，2000年IPO之后，创始人张朝阳一下就身家暴涨至几亿美元。

“为什么要冒险呢？”2003年，在宽敞奢华的豪宅里，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反问雷小山，既然已经有这么多机会，从现有的模式里拿出一个不就好了吗？

曾经在硅谷从事风投，随后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上海愈奇创业投资公司创始合伙人罗伯特·梅可洛分析称，当时中国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个尚未成熟又快速发展的市场里，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

梅可洛把创新分为两种类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国当时有商业模式创新，也就是把别的国家的技术拿过来做成适合中国人的样子，中国公司对此很在行。这与1960年代的日本和199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就算是美国也经历过一段相似的进程，从模仿欧洲技术起步，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自己的创新。

至于技术创新，梅可洛认为，当时中国创业者投资搞创新技术风险太大了。在互联网领域，雷小山也曾经看到有公司搞技术创新，付出高额成本但成功率却很低。他甚至想不出2000年至2005年，有过任何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

为全球需求而创新

2005年，雷小山创办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时，消费者希望买到美国或西欧流行的时尚和科技产品，以此彰显身份。2014年一项最新研究却表明，中国消费者不再盲目追随美国和西欧的流行趋势，甚至不再盲从周围人的风潮，“中国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实在2011年，土豆网的成功就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此之前，土豆网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王微和方德思（MracvanderChijs）经过商量，决定把土豆网做成一个专注于中国市场，让草根用户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随意分享视频的网站。“他们的决定是对的。”雷小山说，随后赶上中国上网人数大爆炸的时代，土豆网快速发展起来，2011年土豆网上市，次年被优酷以10亿美元的换股计划收购。

土豆网的发展让中国的创业者意识到，不再像以往一样纯粹模仿，而是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能让他们富起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愿意支持初创公司。到了2014年，私募股权投资人的战略就是看他们能投多少到那些能“颠覆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公司。而在10年前，他们的项目计划书里根本就没有颠覆和创新这些字眼。

创新新贵的产生，也会倒逼那些原本靠山寨起家的主流互联网公司基于用户需求创新。“中国公司往往会模仿一个在西方已经成功的概念，然后做得比原版更好。因为中国市场竞争如此激烈，你不能仅仅模仿一个概念，你得与众不同才能打败对手。”方德思说。

阿里巴巴前CEO卫哲还认为，未来5年，中国企业将会为全球需求而创新。微信的出现则是标志。雷小山认为，腾讯和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力的公司之一。他也并不是唯一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步入创新阶段的人。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就把联想、小米、腾讯和华为4家中国企业，纳入其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的50家企业榜单。

危机中的机遇

尽管对中国发展前景整体乐观，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雷小山也指出中国创新面临的阻碍和挑战。

有了儿子汤姆之后，和中国的家长一样，他开始关注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中国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要三四个小时，孩子就应该玩儿。”他用略带京腔的普通话说，中国孩子从小压力很大，死记硬背的多。雷小山说，教育问题是中国缺乏创新人才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即使今后入读国内顶尖大学，在去美国深造初期都会遇到问题，“因为他们不习惯于创造性地分析问题。”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刘胜义也认为，在中国，创新和经济增长面临的很大挑战就是人力资本。由于历史原因和学习习惯，中国人更倾向于接受指令。这种情况在普通员工身上尤为明显。

雷小山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多年，他十分喜欢中国，可是现在家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糟糕的雾霾天气，为了儿子的健康，他们要不要像方德思等好朋友一样离开中国。为此，过去几年里，雷小山把家从北京搬到上海。在上海，又从浦西搬到浦东，最后选择在世纪公园附近住下，“因为这里空气相比而言更好些。”雷小山说，对创新的中国来说，空气污染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级人才和资本的流出，从而造成经济增速放缓。

当然，从积极的一方面看，中国面临的污染问题如此严重，也使得它确立了成为可再生能源创新领域领导者的立场。中国有资金也愿意接纳新的方案和技术，这两者结合起来，将使得中国的创新在商业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发展得更好。雷小山还说，山寨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其他国家看待中国的方式必然有所改变，中国不再是生产运动鞋和服饰的世界工厂。未来几十年，它将成为许多领域的创新强国领导者。而其他国家要么不得不提高自身创新力，要么被中国企业收购，彻底退出竞争。

不过，雷小山的结论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显然有些难以置信，“因为中国人普遍不自信，老是觉得国外的东西就是好。就以五星级酒店为例，其实上海的服务比纽约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