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7日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发表主题演讲，马化腾说，在11月11日腾讯满18岁的那天，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消息，“今天成年了，责任更大了”。

　　“责任”似乎是成年的腾讯最关心的词。11月15日，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段视频，《18岁，腾讯问自己》，一连用四个“能不能”追问自己：能不能，让有价值的信息传达更高效？能不能，让社交网络更有温度？能不能，让社会资源配置更迅捷？能不能，让社群鸿沟更加弥合？让人看到了诚恳中的急切。

　　在看多了不少企业的夸张的形象宣传片后，腾讯的这个短视频让人感动。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不再追问如何高速成长，不再孜孜以求如何获取高额利润，自省自问的是企业如何在荣誉与成绩面前保持警惕，这才是作为一家领袖型的互联网+公司所应有的风范吧！

　　我一直认为，一家企业的基因和其创始人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张狂还是文静，进取还是中庸，都和创始人血脉相连。今天的腾讯，也是这样。

　　反思和自省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和这次18岁的主动追问相比，我想起了腾讯的另一件往事。2010年腾讯和360公司大动干戈，并最终导致了2010年11月3日震惊中国互联网界的“3Q大战”。3Q大战暴露了腾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受到了用户的强烈批评，也让腾讯的创始人有了极大的危机感。为此，2011年年初，腾讯在内部举办了十多场名为“诊断腾讯”的论坛，请了100多位互联网、政法、新闻、学界的专家和意见领袖，望闻问切，痛下针砭，腾讯包括马化腾在内的所有高管都参加了会议。这次内部诊断后来整理成书，以《X光下看腾讯》为名出版。

　　指出别人缺点容易，但批评自己总是很难。在该书的序言中，马化腾写道：“我们深知，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我们也深知，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多么喜人，也都随时面临着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2011年的腾讯，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界的庞然大物，但出了问题后，马化腾依然耐心地听那些“既刺耳又令人动容”的文字。马化腾认为，“在性格上，腾讯不是一家特别‘会公关’的公司，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中国社会贡献一种‘诚恳聆听，深切自省’的公司风格。”

　　马化腾是程序员出身，他自己也认同“超级产品经理”的头衔，这种工科生把事做好不张扬的思维，也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腾讯给外界的印象是，这是一家闷声发财的公司。但问题发现后，马化腾带领的腾讯团队又能毫不给自己留情面地纠错，给外界展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一家企业如果做成了行业老大，但并没有成为行业领袖，这是非常危险的。老大的格局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利益，但领袖却有带领大家往什么方向走的责任。腾讯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与2011年的这次“诊断腾讯”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得腾讯真正从一个行业老大向一个行业领袖迈进。

　　3Q大战后，马化腾说，“创业时，只凭自己的勇气和专注就可以获得成就；而今天，我们必须勤于求教、广于问诊。”敢于面对批评、敢于敞开胸怀被诊断，也是一种谦逊和自信的表现。腾讯在3Q大战后的低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腾讯创始人的姿态。

　　中国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对腾讯创始人团队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腾讯的五名创始人马化腾、张志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都非常地谦逊低调，而创始人的这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文化基因。

　　马化腾、张志东。五人中，马化腾和张志东都是低调的“程序员”，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对腾讯的关注更多的基于腾讯已经成为一家社会性企业。今天的腾讯QQ和微信都拥有8亿用户，庞大的用户基础使得腾讯从一家民营公司变成了一家社会公司，这意味着腾讯作为上市公司除了要对股东负责，追求商业价值外，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为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负责。

　　2014年从管理层卸任前，张志东一直担任腾讯的CTO，对技术和产品的关注是他在腾讯的最大使命，卸任CTO后，张志东担任腾讯学院的培训讲师，致力于公司技术理念和文化理念的传承工作。2016年11月1日，张志东受邀参加腾讯微信事业群召开的年度管理团队领导力大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中，张志东在肯定微信团队耀眼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尽管微信的活跃用户过了8亿，但仍然存在着“人际过载”、“内容过载”、网络“小白兔”及故障和社会恐慌等问题，需要微信团队乃至整个腾讯高度重视。在张志东看来，腾讯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产品、技术、或者商业化的挑战，而是社会化的挑战。他希望年轻的同事们，除了产品思维之外，还要大力强化“社会化” 思维， 将社会各人群和阶层的复杂性，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

　　演讲中，张志东提到了电影《蜘蛛侠》里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腾讯今天站在中国互联网生态链的顶端，张志东却仍能清醒地提醒团队放下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心态归零，更多以一家社会企业的责任要求自己，实在是难能可贵。

　　曾李青。和马化腾、张志东相比，曾李青性格大开大合、富有激情和感召力，是第三个加入腾讯的创始人，也是五个创始人中唯一离开腾讯单独创业的。2007年曾李青离开腾讯成为天使投资人，2012年8月，在首届中国互联网企业家年会上，曾李青反思了5年投资实战中的失败经验，总结为“9种公司不能投”，成为创投界的经典。事实上，当时他所掌控的淘米网（曾李青拥有18.7%的股份）于2011年6月9日登陆纽交所，市值3.8亿美元。

　　陈一丹。陈一丹是腾讯的公益慈善标签，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益教父”、“互联网公益第一人”。陈一丹作为腾讯的创办人之一，其主导的腾讯公益事业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比如他提出的“网络时代，人人公益”成为互联网公益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个人捐赠投资20多亿创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2016年5月22日，他捐赠25亿港元（约3.2亿美元）设立全球最具规模的教育奖项“一丹奖”。在4月28日发布的第十三届(2016)中国慈善榜上，陈一丹以2.92亿元的捐赠位列慈善家榜单首位，成为新一届中国首善。有趣的是，两个月后，首善之位易主，在6月7日发布的《大城小爱慈尚会2016胡润慈善榜》，陈一丹捐赠40亿元排第二位，首善变成了马化腾。马化腾承诺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目前价值约139亿元。

　　许晨晔。许晨晔在腾讯五虎中曝光率最低，这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在腾讯内部，他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陈一丹任职腾讯15年，几乎没有一次接受过媒体对他的个人专访，许晨晔在媒体上出现的次数也屈指可数，我甚至在网页上检索找不到他的籍贯。

　　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界，腾讯算得上是庞然大物，和6年前“问诊腾讯”时相比，确实已不可同日而语。腾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早已经改变了其纯技术型公司的形象，并且在很多大的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解题之路”：比如探索了公众责任难题——“公众美誉度”的问题，今天，随着腾讯公益项目、腾讯开放平台各类项目的影响日盛，社会美誉度上升；探索了行业责任难题——“垄断与开放”的问题，马化腾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腾讯将自己的“半条命”给了合作伙伴，腾讯成了当下中国互联网最开放的平台之一；探索了领袖责任难题——“山寨与创新”的问题，今天的腾讯，无论是游戏还是微信，其创新引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

　　但腾讯依然低调，腾讯创始人也依然低调。我试着从共性和个性探究这其中的原因。

　　首先是广东企业家低调的共性。在全国的富豪分布上，广东和浙江是两个重镇，但性格上却有天壤之别。有一个例子，广东和浙江的富豪数差不多，但是从豪车消费量来看，广东比不过浙江，义乌这些地方都是全国最先在县级市开奔驰宝马4s店的，义乌最疯狂的时候每月上牌数量最多的机动车是宝马，温州奔驰宝马都是烂街的车。但在广东，很多身价千万的老板开凯美瑞也是常事，身价数十亿的张志东就一直开着一辆十几万的车上下班。腾讯创始人全部都是广东人，在他们身上，广东人沉实务实，行事低调，不好张扬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个人来看，马化腾作为技术宅，安静而含蓄，内敛且沉稳，这是长久以来生活和工作养成的；而如陈一丹，他信仰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敬畏，做事也就没那么尖锐，没有那么强悍的扩张性。在陈一丹的主导下，腾讯网开了佛学（儒学、道学）频道，一直致力于国学的推广。

　　从腾讯所处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来看，腾讯一直处于社会的镁光灯下，社会对腾讯的期望与腾讯自身所能达到的目标一直难以平衡。美国管理思想家乌麦尔·哈克(Umair Haque) 在他的《新商业文明》一书中指出，“责任、担当、合作、领导力、坚守是新商业文明的核心内涵”。6年前，腾讯把自己置于“X光”下，解决前进中迫切需要求解的战略问题，但今天，更多新的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从价值链到价值循环，从价值主张到价值对话，从战略到哲学，从市场保护到市场完善，从产品到幸福，从盲目增长到智慧增长——而这，或许也是腾讯创始人们一直以来谦虚谨慎、如履薄冰的另一个原因，巨大影响之下的敬畏感，高速发展之下对缺点和不足的自知之明！

　　这也是我对腾讯一直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